欢迎光临深圳劳动律师网


14年专注企业劳动用工问题

海宇说法丨十堰劳动纠纷血案点评——兼论劳动纠纷诉讼模式的法律和经济学上的选择
来源:
段海宇
浏览:
发布日期:
2020-07-24

      一、案情回顾(案情来自媒体报道,了解案情的看官请略过,直接翻到“血案点评”)

 

血溅法庭

9月9日上午,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血案,一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胡庆刚在领取劳动关系争议官司二审判决文书时持刀刺伤刘坦、郑飞、刘占省、胡韧四名法官。四名被刺法官中,伤势最重者郑飞身中多刀,肺部被刺伤、胸部贯穿。刘坦胸部和腹部被刺伤,刘占省胸部被刺伤,手臂划伤,胡韧腹部被刺伤。

 

行凶原因

据央视报道,胡庆刚在接受审讯时称是因为不服判他败诉的二审裁决,“你说我败诉,你要说出个原因来”。 这个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犯罪嫌疑人,先后走过劳动仲裁、一审和二审,但因为其与被告十堰方鼎汽车车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堰方鼎)劳动关系不被未能得到法院确认,导致其所要求的双倍工资、加班补偿和赔偿金请求全部被驳回。这场争议不仅将其身上的两万多元存款耗尽,也最终演变成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

 

各方说辞

自胡庆刚99日刺伤十堰中院四名法官至今,关于其与十堰方鼎公司背后的劳动关系纠纷仍然迷雾重重。从仲裁、一审到二审,胡庆刚到底有没有在十堰方鼎公司工作至今说法不一,相关方本应拿到的二审裁判文书也未能公开,事实真相因相关方不同程度的缺席,上演了一场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胡庆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胡庆刚称:2013813日,其入职十堰方鼎工作,因十堰方鼎长期拖欠工资,不签劳动合同等原因,因此离职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主张权益,要求十堰方鼎支付双倍工资、加班补偿和赔偿金共计64363元,并提供了在武汉方鼎的工作服照片、东风模冲零时出入证、《东风模冲冲焊厂员工安全操作指南》一本来证明劳动关系。

将十堰方鼎告上法院后,胡庆刚提交了员工请假单、考勤证明、十堰方鼎总经理易新华签字的书面材料、银行账户明细和方鼎汽车车身公司工作服。

用人单位:双方之间没有劳动关系

十堰方鼎负责人姚正新对财新记者回应称,公司的花名册上没有胡庆刚的名字,胡庆刚并非十堰方鼎的员工。

负责处理与胡庆刚劳动关系纠纷、并全程参与劳动仲裁、一审和二审的十堰方鼎员工李腾告诉财新记者,根据其手上的数据,胡庆刚和方鼎公司没有劳动关系。公司的花名册有公司的所有员工,但是没有胡庆刚。关于胡庆刚的述诉求,李腾认为这可能是公司年前年后招工的时候来应聘没有应聘上,进来厂区看到了也很正常。现在打劳动官司也很便宜,就只用交十块钱。

在一审质证环节,十堰方鼎对胡庆刚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其员工请假单系其自己打印,未经任何公司领导签字或盖章;认为考勤证明和十堰方鼎总经理易新华签字的书面材料均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认为银行账户明细没有记载方鼎公司给胡庆刚发过钱;认为工作服和其提供的不同。

胡庆刚同事:胡庆刚在十堰方鼎工作过

胡庆刚在十堰方鼎的工友李从学和粱遂祥则告诉财新记者,两人均可证明胡庆刚在十堰方鼎工作过,胡庆刚是其工友,后胡庆刚被派往武汉方鼎工作。而在二审中胡庆刚也曾申请两人出庭,但两人后来因事未能出庭。

劳动监察支队:劳动监察只管劳动报酬的事

20133月,胡庆刚离开十堰方鼎后,曾拨打市长热线反映情况,后向十堰市劳动监察支队投诉十堰方鼎。十堰市劳动监察支队执法一科科长向阳告诉财新记者:“当时胡庆刚来这反映十堰方鼎欠他工资,然后我们就去他单位调查,在我们的监督下工资给了,但是回过头来,胡庆刚又说单位把他派到武汉去,他要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等,最后劳动仲裁没有支持,他才到法院去告。经济补偿这块不是我们监察管的。我们是劳动监察只管劳动报酬的事,经济补偿要去找劳动仲裁。”

十堰市劳动监察支队还说,一审法院曾前去劳动监察支队调阅案卷,然后我们把单位案卷给他们复印了。而据劳动监察支队介绍,监察支队在十堰方鼎调取的员工花名册中有胡庆刚的名字。工资、社会保险、辞职后的辞职申请、考勤证明等都有。

劳动仲裁委:证据不足并驳回仲裁请求

2014827日,十堰市劳动仲裁委认定:十堰方鼎为独立法人企业,胡庆刚曾在20138月至20142月期间曾在武汉方鼎、东风模冲等单位做电焊工、烤漆工,但均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十堰方鼎体检的20138月至20142月员工花名册没有胡庆刚的名字。因此证据不足并驳回胡庆刚的仲裁请求。

胡庆刚代理律师:暂时没证据证明代理胡庆刚提交过证据调查申请书。

据央视报道,2015826日,十堰中院通知胡庆刚律师叶直根前往法院领取二审裁判文书。叶直根一直未领取,后通知胡庆刚前往十堰中院领取。胡庆刚大哥胡庆祝告诉财新记者,胡庆刚刺伤法官被抓后,叶直根告诉他因家中老人生病回老家,所以未能领取。

财新记者多方联系胡庆刚的法律援助律师叶直根,但至今未能取得其任何回复。

本案中胡庆刚的工资由银行转账形式支付,但十堰方鼎声称银行账户明细没有记载方鼎公司给胡庆刚发过钱,这种情况下,叶直根是否代理胡庆刚申请仲裁委或法院向银行调查证据,不得而知。网络曝光的一审判决书没有提到原告(即胡庆刚)提交过证据调查申请书。

一审法院:胡庆刚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015323日,十堰市茅箭区法院作出一审裁决,认为胡庆刚提交的考勤证明为复印件,不能说明真实出处,银行卡明细也不能证明记载的款项系十堰方鼎支付。因此认为胡庆刚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驳回胡庆刚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你没有证据我是没有办法的

十堰中院一名李姓院长告诉财新记者:该案标的并不大,是个很简单、并不复杂的案子。由于胡庆刚并未有与争议方方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法院只是依据事实,按照双方的证据,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本身法院和任何人都没有利害关系。决定案件胜负的就是事实、证据。

“他现在没有任何证据,首先劳动仲裁失败了,然后又起诉到法院。法院是讲事实讲证据的。你没有证据我是没有办法的。”李姓院长告诉财新记者。

一审判决书曝光

 

事件发展至今,二审判决书迟迟未见公开,但是一审判决书已被公开,内容如下:

十堰劳动纠纷血案点评——兼论劳动纠纷诉讼模式的法律和经济学上的选择

十堰劳动纠纷血案点评——兼论劳动纠纷诉讼模式的法律和经济学上的选择

十堰劳动纠纷血案点评——兼论劳动纠纷诉讼模式的法律和经济学上的选择

十堰劳动纠纷血案点评——兼论劳动纠纷诉讼模式的法律和经济学上的选择

血案点评

由于二审判决书至今尚未公布,各方说辞各异,因此,笔者仅根据被曝光的一审判决书和上述记者调查的事实对一审判决书进行点评。

在这里笔者开宗明义地说,这份判决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笔者从法律和经济学两个方面对该判决书分析如下:

一、法律分析

1、法院事实调查粗陋

在涉及确认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案件,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劳动关系,诉讼中法院一般要调查如下事实:是主动应聘还是经人介绍?如果是主动应聘,应聘时间是什么时候?是怎么知道用人单位招聘信息的?有没有求职邮件?面试你的人姓名、性别和特征?你的同事都有哪些人?他们的性别、年龄和特征?你的上司是谁?他们的性别、年龄和特征?你的上下时间?你的工作岗位是什么?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工厂内部有哪些部门?各部门有哪你认识的人?工厂内部有哪些设施,各自有什么特征?上班路线?等等,问的越细越好,然后从员工的前后回答中是否存在矛盾来判断其真实性,必要的时候,应当依职权启动调查,实地调查核实。笔者遇到一个法官说的一个劳动案件,作为厨师的员工什么证据都没有,在用人单位否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法官询问该厨师的同事有哪些、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是如何开展日常工作的,该厨师说自己每天早上很早就要上班准备早餐,因此,工厂将大门、小门和食堂碗柜的钥匙给自己掌管,并当庭指认打开大门、小门和碗柜的具体钥匙。诉讼结束后,法官责令双方当事人关闭通讯工具,陪同自己带上钥匙驱车前往工厂,在双方当事人的见证下一一核实厨师的陈述,经查真如厨师所言,从而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法院证据审核不全面,说理简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在这里笔者很遗憾地说,本案一审法院审核证据显然不全面并且说理非常简陋。

根据曝光的一审判决书,本案中,员工提交了员工请假单、考勤证明、易新华签字的书面材料、银行账户明细和方鼎汽车车身公司工作服。被告十堰方鼎对此分别质证:对员工请假单,有异议,理由是胡庆刚自行打印,未经单位领导签字或盖章;对考勤证明、认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易新华签字的书面材料、也是认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银行账户明细,认为不能证明单位发过工资给原告,对方鼎汽车车身公司工作服,认为工作服与被告提交证据三不一致,且工作服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只对考勤证明和银行明细进行了认定,认为考勤证明是复印件且不能说明真实出处,认为银行工资明细是复印件且不能证明款项系单位支付,而对员工请假单、易新华签字的书面材料和方鼎汽车车身公司工作服没有做出认定。

被告十堰方鼎提出的证据,包括仲裁裁决书、方鼎汽车车身公司工作服照片和职工花名册,对此,原告质证意见为:对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方鼎汽车车身公司工作服照片真实性无异议,对职工花名册,认为是单位单方制作,可以不将原告列入。法院仅确认了仲裁裁决书,对其他两份证据没有做出认定。

3、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二)众所周知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对于劳动者无法提供的但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证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这就是我国劳动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概括起来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谁管理谁举证。

那么,具体哪些证据应当由用人单位提供呢?对此,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规定如下: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

(四)考勤记录;

(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

对此,有些地方性法规也有规定,例如《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12年修订)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以下用工管理台账,真实、准确记录各种用工信息:

 (一)职工名册。包括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和被派遣劳动者的姓名、性别、身份证件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止时间、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岗位等内容。
  (二)录用登记。包括入职登记表、劳动者身份证件复印件等。
  (三)工时台账。包括打卡记录或者考勤表等上下班时间和加班时间的记录。
  (四)工资台账。包括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加班工资及其他劳动报酬的发放情况,列明支付日期、支付周期、支付对象姓名、工作时间,以及应发工资项目和数额,代扣、代缴、扣除项目和数额,实发工资数额,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劳动者签名等内容。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台账。

用工管理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两年,职工名册、录用登记应当至少保存至劳动者离职后两年。

可见,制作并保管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和考勤记录这些用工管理台账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这也是实际用工管理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因此也应当由用人单位提供。但本案中,从一审判决来看,该法院显然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胡庆刚,在胡庆刚提交的考勤表是复印件、不能说明证据出处和工资转账明细不能证明款项系被告方支付的情况下认定胡庆刚提交的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劳动关系,而驳回了胡庆刚的诉讼请求。

这显然是错误的,违背了上述一系列的法律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原本这些证据应当由十堰方鼎提供,在其不提交或者提交的证据不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情况下,应当判定十堰方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有的人说,本案中,十堰方鼎已经提供了职工花名册,因此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对此,笔者认为,第一、十堰方鼎没有提交依法应当由其提供的考勤记录和工资发放证明(胡庆刚自己提交并不能免除十堰方鼎的举证责任);第二,十堰方鼎提供的职工花名册没有胡庆刚的确认,也没有胡庆刚的签名或者第三方证明它的真实性,应当认定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否则,用人单位可以随意编造证来应对举证责任。对于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本案中,一审判决书中没有显示十堰市茅箭区法院向十堰方鼎职工花名册的制作人员进行过调查核实。

二、经济分析

很多人说,民事纠纷审判,谁主张谁主张,法官应当处于中立位置,对当事人的事实和法律主张、辩论和举证质证应当无为,更不应当主动调查,也就是说应当坐山观虎斗,法官维持好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辩论秩序就可以了。

就此,在法律上实际上涉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问题。两种民事诉讼模式分界点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法院谁将起主导作用。当事人主义强调民事审判以当事人双方积极地诉讼活动为核心展开,依据当事人双方的主张举证而进行,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权利,并以此影响甚至主导诉讼,法官不是积极地参与,而是对当事人双方积极地诉讼活动消极的加以跟随,评判双方举证质证和辩论过程中是否违反有关规则,并据此对案件做出裁判;职权主义则强调法官的主动性,更注重法官职权的发挥,法官对寻求案件事实真相负有职责审判活动以法官对案件的调查为主线展开。在这种审判模式中,当事人双方尽管也具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但受到法官许多控制,法官不是消极的裁判者,而是诉讼的积极参与者

民事诉讼应当采取什么诉讼模式,法学界和实务界争议很大,莫衷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笔者不想再单纯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剖析,不过笔者毕竟是个经济学外行,有不当的地方请各位看官指出,权当抛砖引玉。

民事诉讼是一个资源消耗过程,这个消耗过程是需要支付成本即诉讼成本的,具体包括当事人双方和司法机关支付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除此之外,我们还得考虑通过诉讼能够获得的收益,只有在诉讼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诉讼参与人才有进行下去的意愿,否则,要么当事人将很可能用脚投票,选择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甚至不排除采取暴力解决,要么司法机关排斥当事人的起诉或者敷衍塞责。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每年底的时候总是发生劳工通过爬高塔、堵路、堵政府大门等方式讨薪的原因,因为劳动维权成本时间和经济成本太高,也是我国法院以各种方式刁难当事人的立案,将当事人的诉求拒之门外的原因之一。

因此,合理的诉讼程序应尽可能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资源的耗费,节约双方当事人和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的成本并能够让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即得到正当合法的收益,这就是诉讼程序的效益原则。

但是,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被告支付的诉讼成本、诉讼收益很多时候是负相关的,即原告支付的成本越高,则获得收益就会越少,相反被告因此获得收益可能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被告想尽办法拖延诉讼的原因。而司法机关支付的诉讼成本与当事人支付的诉讼成本一般是成正比的。

既然一个合理的诉讼程序,应当能够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并且诉讼成本,如此,就应当最大程度降低合法当事人的权益诉讼成本,而增加违法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不能超过国家的司法预算。这其中就涉及了一个三方博弈,列表如下:


诉讼成本

诉讼收益

应然趋势

边界

措施

诉讼成本

诉讼收益

诉讼成本

诉讼收益

受害人

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交通费和误工费等

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降低

 

上升

 

0

收到的全部损害,应当允许获得部分超过全部损害的收益

1、积极主张权利

2、聘请专业律师

侵权人

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交通费和误工费等

违法收益被剥离

信用污点等

 

上升

 

降低

剩余财产还可以维持其起码的生活水平

 

0

1、不违法

2、积极履行义务

法院

司法设施购置成本、司法工作人员报酬等

社会正义得到伸张

法律秩序得到维护

 

降低

 

上升

不超过国家的司法预算

无限大

1、畅通维权渠道,不拒绝审判;

2、积极行使释明权

3、依职权启动调查程序

4、举证责任倒置

注:

1、这里的侵权不仅限于《侵权责任法》意义上侵权,包括客观事实上的所有违法行为人,受害人包括所有因为违法行为受到损害的人。

2、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所举的证据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了,在这些情形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

3、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劳动纠纷诉讼模式的经济学上的选择

劳动争议解决程序(仲裁除外)也是民事诉讼程序,因此也应当遵守前述的效益原则。

那么,经济学上如何选择劳动争议的诉讼模式呢?

有人认为,在私法领域,当事人是自己权利的最佳代表,“平等、自愿、意思自治”是这一领域的基本价值准则。 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产生于民事权利,作为解决民事权利争议的民事诉讼程序也必须充分尊重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诉讼请求的范围、诉讼程序的提起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有权处分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民事诉讼的基本属性决定法官只能处于中立的位置。如果要求法院务必查清所有事实,而事实上法院因受诸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往往不可能查清某一案件的所有客观事实。这样,法院一方面负有主动收集和调查证据,以查清案件所有真实情况的职责, 另一方面,诸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又使案件不得不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状况,当事人对举证责任并不承担相应结果上的负担,这样使法院不得不陷入欲进不能、欲罢不行的两难窘境,其大量诉讼久拖不决在所难免,诉讼效益必然很差。所以在形式上只求实体真实而不顾诉讼效益的做法,对诉讼的最终目的实现构成了最大障碍。

    笔者认为,诉讼模式没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否满足。在双方当事人诉讼力量对等的情况即双方当时的经济实力不相上下、法律知识和案件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无疑是最佳选择,在这种条件下当事人主张或者放弃自己的权利确实是处于自己的理性考虑,法院确实不应当干预。但是这样的经济人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特别是普通劳动者是实实在在的弱者,而用人单位可能已经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弥补自己劳动法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并且利用劳动者依附自己的强势地位,将可能的劳资法律风险漏洞一一堵上,更有甚至可能挖下防不胜防的陷阱,普通劳动者由于经济实力弱而无法聘请专业人士弥补自己劳动法专业知识的不足,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依附地位,即使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也不得不选择放弃反抗,从而被置于赤裸裸的风险之中。争议发生之后,用人单位又可以经济上的优势聘请专业劳动法律师予以应对,而普通劳动者这方面显然处于劣势,这个时候,如果法院不实行释明权弥补劳动者法律知识上的不足;对于用人单位掌握保管的证据例如加班事实的证据,一味要求劳动者提供,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劳动者无法调取的证据不依职权启动调查,则劳动者无疑将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这样下去,要么导致劳动者放弃自己的权利,让不良用人单位的违法收益得以维持甚至被所谓权威的判决固化,要么导致劳动者放弃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转而选择其他激烈方式甚至暴力方式,而这显然更加维权的社会成本。

     因此,笔者认为劳动纠纷的诉讼模式相对于应当选择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模式,后者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举证责任分配上,将用人单位掌握的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

第二、 积极行使释明权,特别在劳动者没有聘请律师的情况下,主动释明相关法律概念、法律规定及其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以弥补劳动者法律知识上的不足。

第三、 积极调查取证,对劳动者因为知识、能力欠缺无法或者很难收集固定的证据,或者遇到庭审无法调查清楚,但对劳动者关系重大的案件,依劳动者申请调取或依职权主动调取,但是要保证程序正义,即应当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调取,并且保证当事人对该证据的质证权,不能因为是仲裁委、法院调取的就一律采信。

     诉讼模式没有天然的正义或邪恶之分,关键在于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否满足。

     法官的价值不是中立而是公正,普通劳动者(职业工闹或职业碰瓷不在此列)是实实在在的弱者,法官应当在举证责任分配、事实调查和诉讼权利释明等方面倾斜保护他们。

     胡庆刚的这几刀,不仅是刺向法官,更是刺向当今中国的法治,但愿受伤法官的鲜血不会白流,但愿他们早日康复,一如当今的中国法治。



  • QQ咨询

  • 微信咨询

  • 电话咨询

    电话:18688954195
  • 邮件咨询

请选择客服进行聊天

  • 微信咨询

    长按,识别二维码
点击电话进行一键拨打
点击邮箱进行一键发送